一、股权信托合同的特征

　　基于上述对股权信托基本内涵的分析，并结合股权信托合同的特殊性，笔者认为股权信托合同应当至少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一)股权信托合同是要式合同。

　　既然信托是一种集合了财产(动产和不动产)、管理权、绝对处分权或者公司股权的新的完美设计(Stimson, 1887)，那么股权信托的设立自然离不开承载委托人意思表示的合同，委托人需要借助合同来明确信托目的、信托当事人、信托的股权和信托期限等重要事项。至于信托的设立是否应当采用书面形式，除我国外，各国信托法律制度对此均规定以不要式为原则，以要式为例外(何宝玉，2005)。但是股权信托的复杂性使其区别于一般的信托，当事人设立股权信托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二)股权信托合同应当具备股权转让条款。

　　信托不同于委托代理，股权信托要求委托人将其股权转移给受托人且由受托人管理，由于股权的转移，因此在股权信托关系上产生了双重“所有权”，即受托人持有法律上的所有权，而受益人拥有衡平法上的所有权，但大陆法系国家的学者们将这种法律上的所有权叫做名义上的所有权，而把衡平法上的所有权叫做实质上的所有权或者受益权(刘迎霜，2011)。因此，股权信托合同只有具备股权转让条款才符合信托的本质特征。否则，仅可能是股东委托代理人行使其表决权的委托代理合同而非股权信托合同，如我国《公司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的股东表决权的代理行使就属于委托代理合同。

　　(三)股权信托合同的核心条款应当是受托人条款。

　　委托人基于信任，通过订立股权信托合同将股权转移给受托人，受托人在股权信托目的的约束下以股东的身份管理和处分股权，并向受益人支付股权信托收益，在股权信托终止时，又负有将其名下的股权转让给其他合法主体的义务。

　　二、我国股权信托合同的法律环境及其存在的问题

　　受大陆法系理念和制度的影响，判例(法)在我国的重要性远不及普通法系国家，我国调整股权信托合同的法律均为成为法。

　　(一)我国现行股权信托合同的法律环境。

　　在法律层面，我国目前主要由三部法律调整股权信托合同的法律关系:一是调整信托关系、规范信托行为的《信托法》二二是调整民商事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合同法》，具体与股权信托合同相关的内容主要包括订立合同的基本原则和一般规则、合同的效力、合同的履行、合同的变更和转让、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违约责任以及合同的解释等二三是调整公司的组织和行为以及公司、股东和债权人权利义务关系的《公司法》，具体与股权信托合同相关的内容主要包括股权转让规定和对股东权利与义务的规定。

　　(二)我国现行股权信托合同法律环境存在的问题。

　　我国《信托法》第八条明确规定了设立信托的一种书面形式一一信托合同，但是对于信托合同本身并没有较为详细、具体的规定，而且我国《合同法》分则所规定的十五种有名合同并不包括信托合同，因此信托合同成为了所谓的无名合同，但是仅依据《信托法》有限的条文和《合同法》总则并不足以调整复杂的信托合同。这被认为赋予了信托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空间。但是我国缺乏信托理念和传统，股权信托市场并不成熟，法律规范的简略和分散会造成一种令当事人无所适从的局面。另外，尽管我国《公司法》规定了股权转让条款，但是股权转让并不等同于股权信托，即股权转让合同不能取代股权信托合同。

　　3.股权信托合同的效力存在风险。

　　由于股权信托合同的主要条款应当围绕受托人信义义务的履行来设计，因此受托人的注意义务和忠诚义务必然是股权信托合同的重要内容。注意义务主要基于受托人的能力和态度，而忠诚义务主要基于受托人的道德，但是态度和道德具有极强的主观性，必须由合同条款将其具体化为相应的行为才具有法律意义，即在合同法中一般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来确定主观过错的(张维迎，2014)。在合同条款设计上，受托人注意义务的具体化及其履行需要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授权，而忠诚义务的具体化及其履行又需要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控权，如果授权范围过小、不当，或者控权过于严格，则可能会导致相应的条款存在法律效力上的瑕疵，致使股权信托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

　　三、完善我国股权信托合同法律环境的建议

　　与发达国家相比，股权信托在我国还是一个新事物，但是因其自身优势以及当事人和市场的需求，股权信托在我国的发展前景不可估量，而股权信托的发展需要一个适宜的法律支持环境。完善股权信托合同的法律环境，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强调私法自治。

　　股权信托合同属于典型的私法范畴，是私法自治的手段。当事人运用股权信托合同能够根据其意愿直接创设个别性规范来约束行为人，以追求特定的法律效果。此个别性规范与私法中的一般性规范构成了完整的私法规范体系(朱庆育，2012)。因此，调整股权信托合同的主要手段应当是自由主义，具体需要以下法律环境的支持。

　　(二)建立信托登记制度。

　　信托登记具有重要意义，可以将信托财产与受托人固有财产以及其他信托项下的信托财产相区别，如果没有股权信托登记而仅依靠股权信托合同来约束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则会增加股权信托的风险，也不利于股权信托项下的股权流通。根据我国《信托法》第十条的规定，对于设立信托的财产或者财产权，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登记手续的，应当依法办理信托登记，否则不产生信托的法律效力。因此，如果仅对股权转让进行登记而未进行股权信托登记，一般并不会产生股权信托的法律效力而仅具有股权转让的属性，这更类似于显名股东与隐名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将抑制股权信托功能的发挥。

　　(三)慎重认定信托合同条款的效力。

　　单纯以受托人的道德来维系信托已不合时宜，信托合同条款的设计已愈加重要。根据合同条款的法律效果状态，可以将合同条款分为有效、无效、可变更撤销和效力待定四种，但是这四种状态均以合同在客观上业已成立为前提。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了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形，第五十三条规定了合同免责条款无效的两种情形，第四十条又规定了格式合同条款无效的情形，对此均不应当进行扩大解释。尤其是对于“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等的认定，应当结合具体案情，以缔约时双方的身份、地位等因素来综合评判当事人是否存在主观过错以及是否达到了恶意的程度，进而认定相关的合同条款是否属于无效的情形，对于可撤销合同条款的认定也应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