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领刚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备受学界关注，目前关于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俗学、古史辨、历史地理等领域，而对其通史编纂方面进行探讨的论著很少。所以如此，是因为顾领刚虽有编一部中国通史的想法，最终未能如愿，只是提出了构想。尽管这样，对顾领刚通史编纂构想进行研究还是有必要的。因为这是了解其通史观和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渠道，也有助益于对20世纪通史编纂的研究。目前相关论著中已有所提及，主要有刘俐娜《从<上游集>看抗战时期顾领刚的学术活动与思想，朱慈恩《顾领刚通俗读物出版活动述论尸，黄静《1931年-1945年的中国通史撰述尸三篇文章和赵梅春《二I一世纪中国通史编纂研究》书。刘俐娜和朱慈恩都强调了顾领刚通史编纂的通俗性;赵梅春和黄静则注意到顾领刚的通史编纂是以“全体中华民族活动为中心”。可见，对顾领刚通史编纂构想的研究还是很薄弱的。本文以《顾领刚全集》为出发点，钩稽出他在20世纪3 0-4 0年代关于通史编纂构想方面的材料，并对其提出通史编纂构想的原因，构想中的通史特点及构想影响作一简要论述。

　　顾领刚生前一直想编出一部中国通史，在2}世纪30-40年代表现得最为强烈，并在这期问提出了具体的通史编纂构想，大概有两个原因: 第一，跟社会背景有关。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处于亡国灭种的生死关头，因此，“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主题，以天卜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纷纷寻求济世之良方、探索报国之途径，史学家的选择是—著史以激扬民众的爱国热情，而最能激发民众爱国热情的，大家公认是中国通史”。州土家范也认为，这一时期“我中华史上出现空前未有的民族危机和救亡图存高潮，小可避免的要映射到中国通史的编纂事业上来”。训所以，这一时期中国通史的撰述取得了巨大成就，产生了数量众多的中国通史著作。

　　据《民国时期总书目》，这时期出现了40余部中国通史著作扩i}2可见，这时期是中国通史发表的一个高潮。身为史学界的巨子之一的顾领刚也深寓这股潮流之中，极力想编纂出一部中国通史。这可见于顾领刚与谭惕吾、胡适等人的通信。在1934年的《禹贡发刊词》中，顾领刚明确道“我们受帝国主义的压迫真受够了，因此民族意识激发的非常高”，“希望有一部中国通史出来”。万门在1936的《拟由本会设立中国编纂处案》里也提到，“年来国势凌夷愈甚，国人皆知非提倡民族主义将无术自存于世，而以史事知识普及于民众，藉先民保存种族之伟绩与其创造文化之光荣唤起其爱国家爱民族之热忱，实为灌输民族主义最有效之方法，于是中国通史之需乃亦履 n o. zl}ns这些都表明，顾领刚想根据现实的需要来编一部中国通史。

　　第二，与顾领刚对现有通史的小满意有关。他在1941年的《中国之史学》中说:过去中国通史一类的书籍，差小多都是以日本人的著作为蓝本的，这是历史学者的奇耻大辱。……至于编著通史的原则，第一，通史绝小是一姓、一阶级、一种族或一宗教的记载，而应为中国历史的全貌。第二，中国通史应为世界史的一部分，以全国所需要，世界所需为其目的，而绝小能独立的与世界小想联系。至于发表的方法，除于民众，藉先民保存种族之伟绩与其创造文化之光荣唤起其爱国家爱民众之热忱，实为灌输民族主义最有效之方法，于是中国通史之需要乃亦}}}nozl2ns小难看出，这一时期顾领刚想借通史宣扬民族主义。出于此目的，他才主张“改造中国历史，既可以改造一般民众的历史观念。第一部史应为民族史。”万’顾领刚对以前的通史的评价是，“有许多地方要激起边疆同胞的反感，加深中华民族的裂痕。由此可知其认为，以前的中国通史是小利于各民族之问的团结。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主张: 为了激发各族的同情心，使民族情绪永远保持，我们就必须发表一部新式的中国通史。中国通史，现在还没有这部书，我们要知道中国的历史时，小是看记事简单的教科书，便是看卷秩极繁重的《二l一五史》，而且这些书都以汉族的史跻为中心，很容易挑拨各族问的恶感，也小是今日适宜的读物。我们应当发表一部新式的中国通史，用平等的眼光记载各族的历史事实，凡是共同享有的光荣和被迫分享的耻辱都应当详细抒，而摒去一切私愿。在顾领刚的意识中“发表一部新式的中国通史”是有必要的，同时在编通史时必须坚持“小专以汉族为本位，而以中华民族全体之活动为中心的原则。随着边疆危机日趋严重，顾领刚认为，中国通史的内容除了“看看民族成分究竟怎样”，还应该清楚“到底哪些地方应该归我们”。万门在顾领刚眼中:民族与地理是小可分割的两件事，我们的地理学既小发达，民族史的研究又怎样可以取得根据昵?小必说别的，试看我们的东邻蓄意侵略我们，造了“本部”一名来称呼我们的}一八省，暗示我们边睡之地小是原有的;我们这群傻子居然承受了他们的麻醉，任何地理教科书上都这样叫起来。这小是我们的耻辱?

　　可见，顾领刚认为民族与地理是密小可分的，并以国人小懂历史地理为耻。所以，他强调编通史时要注重边疆史料的收集，坚决排斥以前史及收集材料的人，“只见中原，小见边疆”;认为这样的结果，是“致形成了偏枯之疾，出来的东西绝小适合于今日全国公民之用”。万几因此顾领刚鼓励边疆同胞自己动手搜集材料，还要求各大学设立边政系，或边语系，各个学术团体“群策群力，广事搜罗和翻译”万几朴边疆史料，并将“他们的历史材料放到全国公有的史书里去，使得中原和边疆可以融为一体，使将来的边疆只是一条国土的界线而小再是一片广万顾领刚主张编的通史是要起到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土完整的作用。

　　(三)编纂通俗的中国通史

　　九一八事变后，顾领刚就一直主持历史通俗读物的出版，希望“编辑通俗的历史以唤起民族精神而编通俗的中国通史就是其中重要内容。这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民族战争需要动员全国民众，而编通俗的通史更利于普通大众的接受，因为“这样，让一般没福享受高等教育的国民能看我们的正史，激起他们他们爱护民族文化的热忱，同时，他认为通俗中国通史“可以唤起国人民族意识，为将来国防之心理建设一座万里长城。第二，出于经济层面的考虑。顾领刚认为，“诸事业中惟通俗读物最有前途，过去六七年中印行至五千万册，如依商业组织，故小与广益，大达一竞争也。”

　　万小呱通俗读物是容易获利的，所以顾领刚一直都想一部通俗的通史。如他曾希望郑德坤“能做一部通俗的中国通史，一部通俗的中国志，只消年销万部，将来的事业就可以逐渐进行。”在此期问，他为通俗通史的编做了大量工作。首先是自己进行通俗通史发表的尝试，如其在编汉代史讲义时“以演义体行之，为将来编通俗中国史之准备”万’。感觉到历史演义在广大群众中所起的重大影响，他希望“编出一部中国通史演义，来供应大众的需求”，后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顾领刚还编辑《中国名人传》，认为将“各项专家作传，将来汇成一编，即可成为一部翔实而又充实的通史”。并将《名人传》看成是“发表新史书的第一步”。其次，鼓励他人进行通俗通史的发表。如曾邀请吕叔达发表《中国通史演义》，鼓励李树桐用大鼓书体一部中国通史，认为这样能使“全国民众皆得有历史常识矣”。

　　顾领刚主张，“历史通俗读物应该根据读者阅读水平和接受能力的差异分成小同的层次，以对象的小同而分别发表体例格式、行文语言各异的通俗读物。”川以编中国通史为例，他设计了六种通史专供大学生或专家参考的;(2)中学生读的;(3)小学生课本;(4)章回体演义;C5}历代名人故事;(6)连环画。在1936年的《拟由本会设立中国通史编纂处案》里也强调了“汇合各种专史，则其为国人所小可小知之事项，在小违背历史真实之卜加以文学的描，佐以有趣之图画，成为通史，务使有小学程度者即能阅览，成为全国国民之共同读物”。顾领刚对通俗通史编的文笔也有要求。他认为，“文笔宜力求富于文学趣味，因为史实大半都是干枯无味的，如小加以文学的渲染，就难以引起读者的兴趣与感动”。川其目的是，“使得一般民众容易看，且高兴看，如《三国演义》一样”万’中昭。这些都反映了他编通俗通史的决心。

　　顾领刚没能出一部通史，但他的中国通史编纂构想却有着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顾领刚本人的学术研究具有指导意义。李幼蒸认为，“顾领刚未能实行的通史发表或其他系统研究目标，却可成为其大量具体课题的‘视界’;后者对前者具有着运作上规定的作用”。

　　如抗战时期，顾领刚期望编一本以民族和边疆为核心的通史，这促使他对民族问题和历史地理问题进行研究，在民族研究上连续出了《“中国本部”一名n}}应废弃》、《中华民族是一个》、《再论“本部”和“五族”》等影响巨大的文章;在历史地理方面，与谭其骤合了《中国疆域沿革史》等著作。所以，许冠三认为顾领刚，“对边疆少数民族和边疆的关注，多半是源于这一主题;。

　　可见其通史编纂构想对其学问的发展的巨大作用。 第二，为后来者编通史提供借鉴。顾领刚通史编纂活动牵涉的学者很多，如郑德坤、白寿彝等，因此他提出的编纂理念影响卜分广泛。这其中对白寿彝的影响应该是最大的。因为顾领刚与白寿彝曾经互通书信探讨过如何编纂中国通史。白寿彝对顾领刚强调，要“搜集了他们(边疆)的历史材料放到全国公有的历史书里去”的观点深表赞同，认为“这固然是历史学家的责任，应该是以‘中华民族是一个’为我们的新的本国史的一个这一观念可见顾领刚以中华民族全体的活动为中心，而小以汉族为本位的理念给白寿彝编中国通史提供了一定的借鉴。顾领刚在1947年给白寿彝过一封信万’，信里提到了要编有利于民众教育的通俗通史，注重中国史在世界史中的地位等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