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是红色的季节，是激情飞扬、热血澎湃的季节。谭仲池的《东方的太阳》应着这伟大的生命节律踏歌而来，充分阐扬和见证了一名党员诗人的“坚定不移的信仰以及矢志不渝的深情”。作品题旨鲜明，表达真切，才情丰沛，音律协和，史料富赡，以主旋律的方式大雅发声，在整体风貌上既有史诗的磅礴大气，又有短诗小阙的精致华美，为当代诗坛添续了活力与生气。不过，在我们看来，从政治抒情诗的角度而言，《东方的太阳》更是开辟了新的路径，洞开了一片新的美学景观，尤为值得重视。这种路径并不是对“雅”、“颂”等传统样板的简单回归，而是对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所积淀的“马雅可夫斯基”等体的构型模式之改与突破，是基于以感悟的方式来丰富、熔铸政治抒情诗学的新发明，虽然感悟诗学又是中国本土诗学的核心义旨之一。诗人一再表明“我始终坚守的理性、真诚和激情”，这些“理性、真诚和激情”一经落实到具体发表或诗学实践上时就凝聚成了感悟。感悟化，正是谭仲池的《东方的太阳》拓展政治抒情诗的新路径。这种感悟化的新路径主要表现在:抒情建立在与客体的心灵对话之上，结构穿梭在“求谒”的且歌且行之中，语言紧贴智性化的生命律动。

　　一抒情建立在与客体的心灵对话之上

　　长期以来，政治抒情诗的观念造型就是抒情主体尽情放歌，抒情客体藉此从中获得生命高度的确证和意义的呈现。这种“放歌”体的审美形态最大的特点就在于营造了一种情感共鸣的艺术氛围，并最终以期唤起读者对抒情客体的强烈认同。政治抒情诗的“宣传”或“诗教”功能由此生长开来。但是，这里面也存在两个较为明显的缺陷，一个是抒情主体于有意无意之中出现主体意识的坍塌，这与文艺的基本精神有些背离;另一个即情感过于炽热，淹没了事实的客观和价值的公正，甚至主体所表达情感的诚信度都有所折扣，表现出理性精神的阙如，而事实上，不少作者都是捧抱着同一颗最诚挚的心灵而来的。对于政治抒情诗中的主体与客体之间关系难题的问题，谭仲池是很清楚的，正如其在《后记》中所说:“这部长诗，或许会有人误解，这一定是一部充满溢美之词的浅薄，充满概念说教的呆滞，充满空泛虚脱的苍白的政治诗歌。然而，我要告诉我敬重的读者，我的心和血，我的情与志，我的魂与梦，都一直在叮嘱我，该怎样表达我们共同的期盼、愿望和祈祷”。“感悟诗学”让《东方的太阳》找到了平衡两者矛盾之间的尝试，使抒情建立在与客体的心灵对话之上。

　　在《东方的太阳》中，作者能自觉地从党诞生之后的心路历程和百年中国的风雨旅程中获得一种规律上的体悟。作为政治抒情诗，《东方的太阳》的生命基石是奠定在对党的“辉煌与灿烂”的歌颂之上的。作品一开始就独抒机杼地确立了一个基本的认识:“历史命运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总是在风云和血火中熔炼嬗变和激荡”，这可谓是整首诗歌的主干骨架。党之所以能在水深火热、血雨腥风的社会环境中茁壮成长，并带领整个民族走向今天，在作者看来就是因为党正确地体认到了“历史命运”“国家命运”“个人命运”三者之间的关系。作品中所征引的史料基本上都为论证这三者关系呈“三位一体”结构而展开。“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诗歌重点以蒋介石的政治命运为反面事例予以印证，这是颇具说服力的。诗人归结出的这个基本认识，不是仅仅凭借着诗歌中所描述的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胡适、张学良和共产党人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胡耀邦等人的人生经历与精神实践，而更主要是从其十分熟稔的整个近现代史的内在意蕴和作为一个共和国同龄人的亲历中参悟出来的。因为不少人虽然身列平凡岗位也能受人爱戴、青史留名，就在于他们正确地把握好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体悟对话中，诗人用心地触摸着党的精神脉搏，倾听着历史的心声。

　　过去不少的政治抒情诗在描述客体时往往抱着想当然的心态，停留在外部的铺陈藻饰之上。《东方的太阳》中，作者在描述历史人物时却是努力深入他们的内心脉动，尽量触及其灵魂深处。在陈独秀时:“他也设想痛苦的真正的含义百姓的痛苦土地的痛苦民族的痛苦知识者的痛苦谁愿意痛苦/该为谁痛苦别人不能痛苦所以你必须痛苦//所以你必须痛苦陈独秀闭上了眼睛”，作者似乎在与陈独秀“交心”，然后又有进一步的“会心”。在这里，作者摒弃了将一些伟人视为超凡入圣的夸张，而是努力地还原这些伟人所承受常人不曾或难以承受的痛苦。在到邓小平南巡时，作品运用了大断大片的想象来表现邓小平内心的波澜壮阔，塑造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继续改革开放的坚毅，并融入作者自我的抒情式的议论:“谁说梦幻的世界在天堂/踏浪出征才是真正的悲壮//这是我们心灵的共同感悟和感情的理性升华”。这种抒情式的议论代表的是大众的呼声，是改革开放的拥趸，是与邓小平心灵的相通，其本身更是对邓小平的心灵气象的“感悟”。所以，作品通过对历史人物内心的感悟而使得历史人物血肉丰满、亲切自然，让读者能真正感受历史的呼吸，唤起内心的共鸣。

　　二结构穿梭在“求谒”的且歌且行之中

　　现代感悟诗学建构者之一的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中有言:“散步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行动”，也就在这种漫不经心之中，“可以偶尔在路旁折到一枝鲜花，也可以在路上拾起别人弃之不顾而自己感到兴趣的燕石。”这种“拾掇”就是感悟，就是诗性体验。“急行军”中不能感悟;伏案疾书也难产生感悟;偃然大睡更与感悟无缘……散步时，走走停停，自由灵动，移步换景也移步换“境”，它不迫于生存的峻急，也不惰于思维的倦怠，便不经意间激活了灵感，易于发现，易于创造，且与闭门造车、冥思苦想、严加推演大不相类。这一切最能直观地说明感悟诗学的外延与形象特征。无独有偶，另一位美学大师朱光潜也说过:“阿尔卑斯山谷中有一条大汽车路，两旁景物极美，路上插着一个标语牌劝告游人说:‘慢慢走，欣赏啊!’”“慢慢走，欣赏啊!”也成为了文章标题，来启迪和告诫着人们如何捕捉到诗与美，这个过程自然也与心灵的感悟密切相关。不可否定，谭仲池在发表《东方的太阳》时“有目的地专程去韶山、上海、武汉、井冈山、通道、遵义、延安、西柏坡、北京等地访问、参观考察”，所抱的心态与宗、朱两人所提倡的“去功利化”审美意识是有着很大区别的。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在这种“求谒”革命圣地的过程中依然践行感悟诗学的精神轨迹，这正如他自己所说:“所读之书、所访之处，让我深受教育启迪。”四处“求谒”的心灵屐痕形诸长诗中就是使得其呈现出感悟化的结构线索。

　　自不待言，《东方的太阳》作为“史诗”型作品，是以全景式地勾画党的90年生命历程为主轴的。它必须严格遵循党史的编年事实，以时间为叙述基本准则，不能“意识流”，否则，就会失之谨严与虔诚。而过去的政治抒情诗也往往负载着“史诗”的使命。因为现代中国与壮怀激烈的革命结缘在一起，气壮山河的英雄，可歌可泣的事迹，错综复杂的命运……都是其不可或缺的元素，但在叙述形态这一点上过于拘谨，甚至呆板———“直线化”到底。当然，这种“直线化”一溜到底与那种一味停留在表面抒情的审美形态是吻合的。《东方的太阳》主干线索确定后，就以灵动身姿和更大张力穿梭在作者“求谒”的且歌且行之中，这就是它的特质或超越之处。

　　所“求谒”之处必有所思悟。正如上文所分析的感悟诗学与人的行步游踪有着天然结盟一样。《东方的太阳》在这一点上也确乎实现了“行必有思”“游必有怀”。在游访通道时，作者如是抒发:“命运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没有辜负命运的选择/他用诗人的浪漫与激情感动了流血的时光感动了无数命运的跟随把一个生存的世界夺了回来”。在攸关中国革命生死的关头，毛泽东和其他领导的“通道改向”决策，不仅挽救了红军，更是挽救了革命，挽救了中国，意义无与伦比。这就是命运。这命运与其说是上天赐予，不如说是毛泽东等人自己创造的。因为他们将历史命运、国家命运与个人命运牢牢地捆绑在一起，因为毛泽东等伟人具有的“浪漫与激情”，所以才会得到上天眷顾。这就是作者从中要阐发的诗之思。西柏坡同样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驿站，一方面是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他又开始玩弄新的伎俩;另一方面，共产党及其人民军队将进驻北京，夺取最后的胜利。面临新的任务与挑战，西柏坡毅然地吹响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号角。诗歌中有过这样的论断:“历史告诉历史从来没有玩火者/放弃过自焚的权利/蒋介石已经走进了自焚的城堡”，这就意味着人民解放战争实为对蒋介石曾经策动的第三次国内战争的坚决回击与有力教训。当然，有时候这种“求谒”并不是具体地方，而是人物事迹等。比如普通军士长高建成的抗洪壮举，但这不妨碍作者从中感悟:“他知道真正生命的色彩/是心灵光芒的自然闪射/只有把真爱倾注给人民的事业/军人的岁月才会万紫千红”。其中的“他知道”就等于“我知道”。这些感悟闪烁的是睿智，跳动的是灵气，表达的是审慎。

　　三语言紧贴智性化的生命律动

　　有关语言表达与人的生命活动之间的密切关系，中国古典诗学很早就予以了关注。如《尚书·尧典》中就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这种诗、乐、舞“三位一体”的文化艺术形态就充分见证了语言活动与身体节奏之间的关系。《毛诗序》中的“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对之进行了具体、形象的描述。古希腊柏拉图的“灵感”之说，同样关注了这一问题。到了现代中国，闻一多提出了“三美”主张，从本质上就是对这一命题的深入体验与思考。

　　他认为诗歌就是“带着镣铐跳舞”，这是更直观、更贴切的说法。事实上，新诗作者对此问题的体认与感知也是相当丰富的，因为西方近代以来相关的生命哲学、意志主义等供足了更为“锐利”的理论利器。毋庸置疑，在政治抒情诗这一领域里，不少诗歌同样是充分藉助了生命节律与语言传达的关系而形塑成特色的，比如“马雅可夫斯基”字号型的“楼梯诗”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形成的“田间”等人的“鼓点诗”就是典型，它们曾经给人的生命以铿锵的战斗激情与英勇果敢。当然，更有一批政治抒情诗在语言表达上只是情感的喷薄，意义无所顾忌地遣放，难以看到曾有过生命律动将其透析。而所谓感悟，自然是来自内心真切的触动，也即和人的生命律动同张弛、共平仄。但是，它又不同于一般意义的感发，因为它注重“悟”字，有着睿智的一面，所以，在语言表达上绝然不会让“律动”沦为“冲动”，在强调生命质感的同时又保持着精致、和美，以显现出它的冷静与理性的品格。《东方的太阳》在语言表达上就让我们看到了它确乎来自感悟的一种智性化的生命律动。

　　它富有生命的丰腴和鲜活。感悟来自个人的灵感的释放，而且往往以原创初发的风貌散发出来，是感性生命的物质化，是鲜活晶莹的，没有匠气，只有灵气，没有意气，只有生气。《东方的太阳》的一个片段在描邓小平时到:“望着老人慈祥的目光/就像见了一轮圣洁的月亮/眼前泛起了一片春天的原野/我们握住了老人的温暖的手/就像拥抱着一条浩荡的长江”。整个语言就是如此明丽干净，一股新鲜的味道在飘荡，你似乎可以触摸，又不忍心去触摸。它充分地表达了“我们”对邓小平圣洁而虔诚的信赖与爱戴，同时邓小平贴近生活，与广大人民的生命紧紧系在一起而又高瞻远瞩、心系中国未来的情形也活灵活现，可见可闻。在描述安徽凤阳的“小岗村”时，作品有这样的诗句:“我心上流过彩色的河流/眼前飞溅着彩色的浪花/在这彩色的月夜/有一曲‘小康夜曲’正拨响姑娘心灵的琵琶”，说是“描述”，更不如说是“想象”，这是对中国小康社会生活民族化的创意“想象”。太多的时候，我们一提及小康生活就马上想到初步实现现代化，而《东方的太阳》在这里将中国古典的记忆复活，表达了世代中国人对“天下大同”的祝愿和向往，这种古典化构建的小康生活可能更能成为中国百姓的心灵归乡。通览全诗，整个语言建筑充满着生活气息和生命的丰腴感，所以诵读起来才会感到朗朗成韵、亲切自然、灵动活泼，在我们看来，这就是作者注重心灵感悟来诗的必然结果。它又不失政治抒情诗的语言冲击力。一般政治抒情诗歌很大程度上都立足于语言的冲击力而取胜，所以才会有“鼓点诗”等之说。它们不管壮美还是优美，在语言布局上都不只是短小强悍，它们往往也需要在语言气势上大做文章，做到所谓汩汩滔滔、不遏不止。感悟诗学与灵感联系在一起，因此当感兴爆发时，就有了生命力的张扬，在语言表达上也就有了不俗的冲击力。《东方的太阳》的语言冲击力在它的排比句式中表现突出。比如“这些日子浓缩了多少代人的追求向往/这些日子凝结了多少英魂的呐喊呼唤/这些日子溶解了多少迷茫彷徨和失望/这些日子铸造了多少期盼雷霆和阳光”，整个带有感悟化的句子的气势就像坂上走丸，在沉着中又富有生气，在历练中而不乏飞扬。这样的排比在《东方的太阳》中比比皆是，但它又不沉溺于此，一排到底，因为它又是节制与典雅的。《东方的太阳》的语言冲击力还表现在作者有所感悟时的意兴顿飞。诗作到原子弹爆炸时说:“是的这是用一个民族的信念一个国家的尊严亿万人民的意志对祖国主权/独立和繁荣的守护是一座充满期待/和春色平安与幸运的城市它拥有光荣/富强远大和力量它拥有美丽博大/和平和豪迈它拥有一般城市/不曾有的神秘和惊骇”。这正是从感悟所生发出来的豪放、激情，所谓“思接干载，视通万里”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