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基础研究评估兴起的原因

　　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90年代，随着基础研究的研究范围、规模和深度的不断扩大，对基础研究进行评估的需求越来越迫切。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主要原因：

　　(1)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变化。经济全球化、竞争的日益激烈和科学技术自身的飞速发展都对基础研究的社会和经济回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而需要对其进行评估。

　　(2)公共基础研究经费资助的制约。60、70年代以来，基础研究设备、设施等开支日益增加，许多欧美国家都面临着基础研究经费分配相对不足的局面，而且广大纳税人、资助者和政府等也希望了解自己的钱究竟用得如何，是否发挥了最佳效益。

　　(3)原有的评估理论与方法存在问题。例如同行评议尽管是长期以来最主要的评估基础研究质量和确定资源配置的方法，但在现实中存在诸如不利于新兴或交叉学科成果的涌现、同行的主观性不易控制等很多问题。

　　(4)资助公共基础研究的各种国际组织、机构的影响力和作用的不断扩大。例如，欧盟近年来始终大力资助各种战略性基础研究工作，以此来提高欧盟整体和各成员国的国际科技、经济竞争力。随着资助强度、规模和范围的不断增大，迫切需要了解所资助的基础研究对企业、成员国乃至整个欧洲层面上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因而促进了评价理论与方法的发展。

　　2国外基础研究评估的主要理论、方法与模型

　　同行评议(peerreview)是长期以来各国最基本、最常用的一种基础研究质量的评估方法，其本质上属于科学自身的内部质量控制机制。而近年来兴起的科学计量学(包括文献计量学、专利分析等)则更适合于对基础研究的外部定量评价。概括起来，当前从定性、定量以及定性与定量结合的角度提出了对基础研究评估与测度的一些理论、方法，大体可以归结为：主观分析和经验方法、经济学方法、数学方法、综合评价法。总的来说，由于对于基础研究和经济间的复杂关系和作用机制尚缺乏清晰的理解，对其社会经济效益的评估，目前尚没有公认的比较完善的评估方法和手段。在20世纪50、60年代曾经非常盛行的科学经济间关系的简单线性模型现在已经被大多数人所放弃，而代之以复杂、非线性的关系模型。近年来有许多人从国家创新系统的角度对科学研究和经济间的复杂关系进行了有益探讨(B.A.Lundvall，1992，etal)，但仍然只是停留在宏观和整体层次上，没有进一步深入、定量分析究竟各学科的科学研究与经济是如何互动的，各学科研究对经济的贡献究竟是多少，哪些学科应该优先和加大扶持等等，这对于决策部门的意义就相对弱了些。

　　关于基础研究的绩效，一直存在几种不同分析思路。许多评估者对基础研究绩效的评估分三个层次：产出(outputs)、成果(outcomes)和影响(impacts)。其中，“产出”是指研究项目的最直接、技术性的业绩，例如开发出的软件、研究报告等;“成果”是指产出带来的直接效果，例如生产率的提高、研究人员能力的提高等;而“影响”是指该研究项目对社会的整个贡献和影响，例如，杂交水稻的大面积推广对全国粮食生产和农民增收的贡献等。在这里，“产出”和“成果”倾向于科学研究的内部绩效，而“影响”侧重于基础研究的外部和对社会的外溢效益。一般认为，“产出”带来“成果”，而“成果”带来“影响”，三者可看作是递进关系。也有一些学者将基础研究的绩效分为两个层次，即直接效果和间接效果，其中间接效果包括成果和影响。也有人从内部和外部影响的角度加以分析。

　　90年代中期，瑞典的NUTEK对其一项与服务业部门合作进行的旨在通过IT应用提高服务部门的服务质量和效率、从而提高瑞典服务部门竞争力的应用基础性R&D项目———ITYP计划进行了评估，较详细分析和评估了其产出、成果和社会影响()。

　　显然，从中可以看出，越往右边ITYP计划与其效果的联系越间接、模糊，其评估要考虑的因素、工作量和难度也大大增加。

　　一些学者也根据基础研究的性质、产出提出了基础研究的评估应是多维度的，即至少应从以下四个维度来考虑(Martin，BenIbid，1996，etal)：(1)科学自身维度：基础研究对知识产量的贡献，例如对已有领域研究的深化或新领域的开辟。基础研究的产出应包括理论或实证的结果、新方法、新手段的运用、甚至是提出新的研究命题等。

　　(2)教育维度：基础研究对研究人员包括参与研究的研究生知识和能力的培养、锻炼以及经验积累的贡献。这里的知识既包括编码化知识也包括隐含经验类(tacit)知识。

　　(3)技术维度：基础研究对提高原有产品和工艺水平、或促进新产品、新工艺产生的贡献。

　　(4)文化维度：基础研究对组织自身文化、价值观以及对社会各方面的贡献和影响。

　　这四个维度对我们很有启发借鉴意义，但不足之处是忽视了对经济方面影响的考虑。我们认为，在上述四个维度的基础上，似应该再加一个经济维度，即基础研究对于组织内部的经济回报和对外部社会经济的长远影响。

　　几十年来，创新模式的不断发展也促进了对基础研究———社会经济影响间的关系和作用机制的理解的不断深入。

　　20世纪50～60年代，技术推动(technologypush)的创新模式一度占据主导地位。即对科学研究(基础研究)进行投资，产出的知识应用于技术领域，并进而得以技术创新(产业化)，然后获得经济回报。后来，许多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强调了市场对创新的重要拉动作用(Williams，1957;Schmookler，1966;MyersandMarquis，1969etal.)，提出了市场拉动(market-pull)或称需求拉动(need-pull)的创新模式;在此基础上，70年代末，MoweryandRosenberg(1978)进一步提出了科学技术与市场的耦合(coupling)的创新模式。后来又出现了并行创新模式和网络化创新模式等。关于创新模式的演进发展见所示。

　　以上五代技术创新模式的演进使得我们对创新的认识更加全面和深入，但是仍然没有具体揭示出基础研究与产业界获得的相应效益的关系和作用机制。

　　一些学者试图从宏观或微观经济学角度探讨科学研究与产业得到相应效益间的关系，例如Mansfiled(1991)经过对美国76家企业的调查和测度，得出估计的学术研究的平均社会回报率是28%。不过，他的这种测度方法论引起了很多争议，因为他还是基于基础研究—创新(经济效益)的线性模型的，没有考虑到很多其它潜在因素，如特定领域基础研究对其它部门知识的外溢所产生的效益，基础研究带来的无形的、间接的影响，以及对人才培养的作用等。因此在后来的研究中，曼斯菲尔德不再测度、估计社会回报率等综合性经济指标(Mansfield，1998)。Griliches(1995)则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不同类型的R&D对美国1000家公司绩效的影响，指出基础研究的成果往往需要5～7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产生经济效益，因此他将R&D视为累积的投资。尽管目前缺乏精确的方法来测算基础研究的经济影响，但ErikArnold等(1998)指出：有证据表明，从宏观经济角度考虑，总计的对基础研究投资的直接经济回报要远高于传统的投资方式，如金融和股票交易等。

　　考虑到传统的收益-成本分析方法的局限性，David等(1992)采用了一种基于信息理论的方法来研究基础研究的经济回报。他们强调基础研究过程中的信息产生、传递、和学习的重要性，以及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开发研究的信息联系，并关注于基础研究中产生的新知识的快速扩散的动机。他们指出：收益-成本分析只关注于基础研究的表面上的、“成功”的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许多潜在的因素，如基础研究带来的知识的积累、技术的先进性等。因此，David等建议，与其仅仅跟踪基础研究带来的表面上的经济效益，还不如更多地关注基础研究的生产率本身。

　　事实上，要想真正搞清楚并较准确评估基础研究的经济回报和影响，必须首先搞清基础研究与产业界联系的途径和互动机制，而这也正是最大的难点。许多学者多年来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尤其以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的科技政策研究所(SPRU)的一系列研究最有代表性。SPRU在创新与科技政策研究方面享有盛誉，其最近的一项研究提出了基础研究对产业界获得经济效益的六种益处：

　　(1)增加有用知识的存量。基础研究的产出和影响不仅有长期的，而且也有短期就可感觉得到的，例如某些编码化知识和信息(论文、专利等)，产业界可以较容易的获得这些知识与信息，从中寻找新的市场机会和利润来源。另一方面，隐含经验类知识的扩散与交流对于产业界获利更为重要，这往往通过非正式的交流渠道来获得;

　　(2)为产业界提供新的设备、方法和手段：基础研究的新进展往往给产业界带来生产工具、设备、生产方式的变化，可以大大提高生产率;

　　(3)提供技能培训和训练有素的人才。这是基础研究对产业贡献的短期方面的一个重要内容，可以源源不断为产业界提供训练有素并具有持续学习能力的研究人员;

　　(4)提供产业界与专家网络和信息网络的接触：这对于企业的R&D部门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不可能自己产生所有自己需要的知识，必须借助于外部知识的获取。国内外著名的公司都非常注重参与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与学术界的联系网络，以及时把握相关领域的前沿动态;

　　(5)解决产业界遇到的复杂的技术问题。J.SenkerandW.Faulkner(1995)通过调查发现：许多高技术企业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与基础研究发生联系：一是将其视为相关科技与工程领域的新知识的来源，以保持对该领域前沿的把握;二是作为解决实际中遇到的特定问题的求助对象;

　　(6)由于外溢(spin-off)效应而产生新公司。许多地方纷纷建立科学园，就是基于这种观点。但许多实证研究发现，这种形式的效果并不显著(RikardStanliewitz.，etal)，10。在此基础上，ErikArnold等(1998)进行了补充，进一步提出了第七种益处：与产业界共享现有科研试验设备与工具，利于其降低成本。

　　AArundel等(1995)进行的“PACE”研究，从实证的角度，运用问卷调查、访谈方法，通过对欧洲数百家大企业在10年跨度内(1985-1995)的调查，在学科和产业层次上对基础研究和产业界联系进行了探索()。

　　表中的数字表示受调查的企业中认为在过去10年中公共基础研究对他们自己企业的技术基础非常重要的企业(即在7分制的打分中得分超过5分)的比例。从可看出，至少在10年的跨度范围内，材料、机械工程等应用性科学通常比基础科学对企业来说更重要。而且，还可很明显地看出，基于工程的产业(如航天设备制造业、电信业等)发展更多地依赖于应用性科学研究的成果，而基于科学的产业(如制药、化学制品业等)的发展更多的依赖于基础性科学(如医药、生物、化学等)的研究成果。也就是说，从总体上说，化学、生物、医药等基础领域的研究与相应基于科学的产业发展有密切的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化学工程学科的应用科学研究与其它应用科学不同，其有效提供了对基于科学的产业的工程支撑;数学和物理学科也与其它基础学科不同，二者主要是为其它基于工程的产业提供方法和工具支撑，而不是支持相应基于科学产业的发展。总之，目前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基础研究对产业的影响不总是直接的，也不总是简单线性的，ErikArnold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简单的基础研究对产业影响中知识流的分析框架()。

　　Arundel等的研究从细分学科和产业的角度半

　　定量地对基础研究与产业间的联系进行了测度(通过问卷调查)，从方法论上丰富与发展了基础研究的评估理论与方法，但显然仅通过问卷调查是不够的，例如没有回答基础研究对产业的贡献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其作用机制如何，仍然需要进一步探索新的理论和方法。

　　3小结及对我国的启示

　　几十年来，国外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方法就基础研究的评估理论与方法进行了有益探索和尝试，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一系列大型基础研究计划和项目的评估，取得了较丰富的实证经验，但仍存在很多缺陷和不足，需继续深入研究。例如，基础研究投入和产出维度尚未有公认的准确界定;基础研究对产业界影响的内在作用机制还不清晰;基础研究对其它部门产生的知识外溢效益及由此产生的二次效益(secondarybenefits)也通常没有加以区分或测度;基础研究对于科研机构知识存量和人力资本的积累等无形的产出方面尚没有理想的评估方法论和工具，等等。尽管如此，他们的研究方法论、研究手段等对正处于起步阶段的我国基础研究的评价仍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3.1研究需进一步细化与深化

　　从宏观经济层面上看，基础研究的投入与国民经济增长间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这已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但对于政府决策部门来说，仅知道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进一步深入到学科和产业层次了解对每一基础研究领域的单位投资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影响的相对大小和重要性，从而可以根据国家经济和科技战略的要求，较科学地确定基础研究的资助强度和优先扶持领域，合理配置有限的资金、人才等科技资源。

　　3.2综合运用多种评估方法

　　由于目前各评估理论与方法都存在其固有的局限性，因此为确保基础研究评估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应从系统的观点出发，本着定性与定量结合，长期与短期结合，动态与静态结合，内部评价与外部评价结合，经济效益评价与社会效益评价结合等原则，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全面测度与评价基础研究的回报。从具体评估方法来看，相对于我国目前常用的同行评议(专家评审)、文献计量方法等，国外在评估中运用的方法和工具则丰富的多，如案例法、访谈和调查问卷、高标定位方法、回溯法(Trace)、经济计量方法等。相比较而言，国外对基础研究的评估更加注重定量分析和深入实证研究，减少了同行评议等定性方法的主观性。

　　3.3进一步加强对基础研究评估的重视，突出评估的导向性

　　为了提高基础研究的质量从而提升国家未来的科技竞争力，国外大多数发达国家近年来都从战略上普遍加强了对基础研究及其评估的重视，并在资金、人才、设备与设施等科技资源的配置上进行了切实的落实。我国当前基础研究的源头创新、重大突破性创新能力明显不足，近几年国家自然科学奖和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多次空缺就是一例。长此以往，将严重影响我国未来科技竞争力的提高。究其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国目前现有对基础研究的评估体系包括指标体系设计不同程度存在着急功近利、重短期行为的倾向，在对于鼓励基础研究的源头创新方面力度明显不够。建议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等有关部门采取措施加强引导。